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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就是为苏格拉底所特别珍视的认识你自己。

太武帝拓跋焘（408-452）于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攻占鲁郡，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阙里孔子庙。十六年，更改孔子谥号，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子庙，并亲自到孔子庙祭祀，帝斋中书省，亲拜祭于庙，这是东汉以来北方第一位皇帝亲自祭祀孔子。

推行均田制，征收租调。永兴元年（357年）即位后即立学校，不久又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敦促太子、公侯官僚子弟就学受业，甚至还选择后宫敏慧的宦官、女仆随博士学习。他还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可以说是历史上学生最多的国王。皇帝祭祀孔子成为北魏的传统，正光元年（520年）孝明帝为祭祀专门下诏，建国纬民，礼教为本，尊师崇道，兹典自昔。姚兴还令郡国每岁举荐贤才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

实行三长制，定民户籍。天兴四年，拓跋珪首先祭祀孔子，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现代做中国哲学研究，我常常看到有很多年轻作者，或者不一定年轻了，反正他们就把中国哲学汉学化了，也就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已经是西方汉学家了。

《论语》怎么会是行为主义的伦理学呢？《孟子》怎么会是动机论的伦理学呢？从行为主义伦理学来看《论语》是错的，从动机论来看《孟子》这也是错的。这样子中国哲学的研究才真正的回到中国哲学自身，回到了存在自身《论语》怎么会是行为主义的伦理学呢？《孟子》怎么会是动机论的伦理学呢？从行为主义伦理学来看《论语》是错的，从动机论来看《孟子》这也是错的。他也没有办法了解到整个中国的人内在生命的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那个状态里面有的东西。

一定要注意到五证，要典籍的佐证，要历史的考证，要科学的验证，要心性的体证，要逻辑的辩证。这五证都要，进到里面，经典的意义诠释，跟整个生活世界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不是只用其中哪个方法，等哪个方法不能用，用另外一个新的方法，不是这样的。这样子中国哲学的研究才真正的回到中国哲学自身，回到了存在自身。而在这样的过程底下，那接下来的结果呢？于是又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如何从行为主义伦理学变成动机论伦理学？你说这样的研究不是越差越远吗？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一定要回到文本、回到经典本身，感其意味，体其意韵，眀其意义。可能受现象学启发会有，也可能我们自己就这么做了。

这两个错，它看起来有一点点像，因为《论语》很重视整个生活世界人跟人之间实用的一些伦理法则，但《论语》后头是有本有原的，他看不到有本有原，就从实用的角度把它判断是行为主义了。他是一个框架一个框架来看的，那么这个框架有问题，就用另外一个框架。现代做中国哲学研究，我常常看到有很多年轻作者，或者不一定年轻了，反正他们就把中国哲学汉学化了，也就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已经是西方汉学家了。西方汉学家基本上对于中国哲学、中国经典的总体理解，有很多是不够的。

那《孟子》非常重视心性本源，但是他把它理解成了心理动机。回到存在自身是中国哲学必要的，也是其它各个学科都必要的，但是不要一听就哦。

所以他没有好好进到中国哲学经典的生活世界里面，去体会玩味。结合各种方法，各种方法皆为你所用。

你这是现象学的方法嘛。框进来以后，欸，他又发现了些什么新问题，那么就好像别人以前从来都没看到一样。进入 林安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反思 。你说，你去做这个研究，意义何在呢？ 他的论断根本就是错的。我想，如实回到存在本身，学问本来就是如此，它不是哪一个人的框架来决定的。经典的佐证，历史的考证，科学的验证，心性的体证，逻辑的辩证。

但他很粗暴的就用他的框架框进来了。他没有办法通过汉字生成去感其意味、体其意韵、眀其意义。

也能接地气，也能通天道，也能入本心。从这一点来讲，导致很多失误，也做了很多不必要的研究。

但是他们常常站他们的框架，也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中国哲学。真的，奉劝在座以及在学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们，还有年轻学者们，好好读经典，真的要好好读经典。

感其意味，体其意韵，眀其意义。哲学应该回到哲学本身，请大家务必重视这个议题李白与浮士德，东西方两种形质迥然相异的浪漫主义，在这种可思而不可及的灵境中邂逅相会了。我先民之受祸烈矣，然而我国学人对罪恶与灾难之感悟认识终不若希伯来人与中古欧洲人所感之深切。

西哲为知识而知识，初无实用之可言，终竟发其大用，中国文化德慧最丰厚，其学说不离实用，且远在孔子之前即薄于宗教，科学与宗教俱不发达。他死了，我们也不能不对他有感情，不能不想念他、哀悼他。

窃以为先生之追慕太白，乃是风骨意远之所在。情感之发抒则主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操持则特重庸言之信，庸德之谨，不甚慕奇伟非常之行。

人类之劲气原不随个体而消亡，直与天地同其不可磨灭。偏执一端者，或扬西以抑中，或美中而丑西，皆随时势之变幻，浮游不定，至圣之境界乃如寅恪老所言，亦中亦西，不中不西，化机乃空灵无质，俱融于无形，真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先生极推崇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多次赞叹中国哲学家政治理想甚宏大，于政治之道探究尤为精深透彻。儒家以致中和为最高境界，道家则以淡泊为归。至于圆融与否，大化流行，生生不已，充实之极而又空灵之极，此纯出诗人妙悟。然而后儒未能体会此意，安于现实，不知开拓理想境界，对客观真理、美、善、光明作无穷之探求。

此境界明净莹澈，无对碍，故无不感通。文化比较往往注重辨异，总欲分出个高下优劣。

西方人宗教情感之炽烈，以及对理想境界之向往与恋情之浓郁，皆足使其心境十分激动。然与行世诸书最不同的是，先生说道： 西方世界从荷马歌咏之英雄时代起，迄今三千年，盛行寡头政权，……民主与专制，在西方政治史仅居次要地位，以贵族、领主、豪门为主之寡头政权，无疑为西方政治之主流。

西方悲剧具有十分普遍定义，天地间奇崛之气赖以宣泄，其无上珍贵处在于能暗示多灾多难之人类在奔赴其杳不可测之前程，不因毁灭之威胁而沮丧，屡仆屡起，毕竟能独立苍茫而不惧。我以为诗论最见先生真谛，实为前二论点睛之笔。